邵伟标、广州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2-09-08(2022)粤01民终6721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粤01民终6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伟标,男,195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婷,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鼎新路88号501室。

法定代表人:谢友才,该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琦,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根源,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邵伟标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达通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3民初1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伟标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婷,被上诉人一达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琦、林根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伟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一达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一达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划分举证责任,一达通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应举证证明本案两张发票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1.一达通公司是一审原告,其主张办理退税的两笔订单(即两张发票)无法办理退税,进而要求邵伟标依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约定退还垫付的退税款,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达通公司应当提供其主张的订单无法办理退税的证据。2.一达通公司是直接办理退税的主体,退税金额直接由税务机关退还到一达通公司的账户,且从一审其调取的税务机关的证据来看,其具备举证两张发票是否退税的责任及能力。但一审判决书第16页第三段却提到“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出口业务已经取得了退税或者系由于一达通公司的原因致使不能办理退税”,显然直接免除了一达通公司的举证责任,而将举证责任推给邵伟标,且退税款是直接进入一达通公司账户,邵伟标无法举证一达通公司账户的收款情况。另从一审一达通公司调查的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据《关于调查出口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该复函中提到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7的发票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所以通过该项证据,既证明了一达通公司亦清晰自身负有举证的责任,亦证明若另一发票440020113031348346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一定可以调出证据予以证实,一达通公司完全具备举证的可行性。(二)一达通公司在一审中仅举证一张发票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并未举证证实另一张发票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原审判决邵伟标退还两张发票的退税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一审一达通公司向税务机关调取的证据,税务机关所出具的资料仅显示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7的发票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并未提到一达通公司所起诉的另一张发票440020113031348346存在不予退税的问题,所以一达通公司并未举证本案两张发票均存在不予退税的情形,故并不存在《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6.5条所规定的广州市永立毛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立毛织公司)应退还两张发票垫付退税款的情形。(三)根据一达通公司提供给永立毛织公司的系统,仅显示了本案一笔订单存在退税异常的情形,这也与一达通公司向税务机关调查的资料一致,故无证据证实本案另一订单存在退税异常或无法退税的问题,一审判决显然无事实依据。从证据来看,一审的证据仅显示一笔订单(即一张发票)存在不予退税,而永立毛织公司的系统中也仅显示发票号码为40020113031348347的发票存在异常不予退税的问题,并未显示本案另一发票存在退税异常不予退税的问题。这足以证实本案证据仅指向一笔订单存在退税异常,一审判决邵伟标赔偿两笔订单的退税损失,显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四)一达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无法证实已产生实际的律师费损失。根据一达通公司的证据八《委托代理合同》第5.1.2.3条,一达通公司是在收到律师事务所的发票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支付律师费。所以一达通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律师费发票并不能证明其已支付了律师费,而律师费发票开具之日至一审开庭之日,早已超过一年的时间,但一达通公司并未提供律师费支付的凭证,故一达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所以无法证明其存在律师费的实际损失。故一审判决邵伟标支付前期律师费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改判。

一达通公司辩称,(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结合一达通公司代办退税业务的经验,若税局对某批次某订单的发票进行函调后,确认存在不予退税情形,则同批次自其他订单亦无法办理退税。因此,在涉案发票存在异常的情况下,涉案同批次订单也无法办理退税。另外,从邵伟标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2021年2月2日,一达通公司收到税局函调不予退税的通知,异常原因为企业查无下落。由此来看,出现函调异常的原因不仅包括税局复函中显示的函调订单发票货物名称、数量等问题,还包括永立公司搬迁及未依法清算的问题。按照税务局的相关退税规范,出现这种情形,另一订单明显将不予以退税。(二)一达通公司已举证证明存在函调异常无法退税的情形,并结合税局退税规范证明另一订单也无法办理退税。在此情形下,邵伟标提出一达通公司已收到相关退税返还的反驳意见,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邵伟标称一审法院错误划分举证责任,认为应该由一达通公司举证证明未收到款项的事实,明显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三)在涉案订单均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情况下,永立公司应按照与一达通公司签署的协议书承担相应责任,邵伟标作为永立公司的清算人未依法进行清算,应对一达通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四)一达通公司已实际支出律师费,与代理人存在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无论一达通公司是否提交了相关的律师费支付凭证,都不应当否认一达通公司存在律师费3000元的实际损失。

一达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伟标向一达通公司赔偿退税款损失共计105059.11元;2.判令邵伟标向一达通公司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以105059.11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3.判令邵伟标向一达通公司补偿支出的本案前期律师费3000元;4.判令本案受理费由邵伟标承担。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邵伟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105059.11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逾期还款违约金从2021年9月1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05059.11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给一达通公司;二、邵伟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一达通公司前期律师费3000元。三、驳回一达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邵伟标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31元,由邵伟标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邵伟标提交以下证据:1.一达通公司提供给永立毛织公司的系统信息,拟证明一达通公司提供给永立毛织公司的系统仅显示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7的发票存在退税异常的问题,并未显示本案另一张发票存在退税异常的问题。2.邵伟标的订单页面,拟证明邵伟标在2020年6月28日、30日不仅下达了2771018-53、2771018-54、2771018-55、2771018-56以及2020年7月22日下达了2771018-57订单,但一达通公司在一审仅举证证明2771018-54出现函调异常,无证据证明2771018-53未退税成功,在同样的日期且本案订单之后的订单都能退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2771018-53是退税成功的。经质证,一达通公司意见如下:两份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另一个订单已经退税,一达通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订单存在异常无法办理退税,同一批次另一订单也无法办理退税。邵伟标提交的证据2显示有其他订单在同一时间下达,一达通公司保留追究返还相关税款的权利。

二审庭询后,一达通公司向本院申请两次律师调查令,分别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调取订单2771018-53(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6)的出口业务申报出口退税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复函称,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6的发票并未在该局申报出口退税。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提供了《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440020113031348346的退税情况说明》,根据该情况说明反映,一达通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申报所属期202008,001批次的代办退税,该批次的申报数据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440020113031348346,该发票涉及的退税金额为48827.89元。因出口货物函调复函显示该业务为异常业务,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的有关规定,海珠区税务局对该发票涉及的业务作出不予退税的决定,涉及退税额48827.89元。经质证,邵伟标意见如下:1.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关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调查令调查情况的复函》及附件资料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根据该复函的内容,可以证实一达通公司并未申请办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440020113031348346)的出口退税事宜,所以一达通公司所说的退税不成功不属实,而是一达通公司根本未办理退税事宜。且邵伟标代理人与该复函上的联系人罗彬取得联系,其告知,如果是代办出口及退税,那么应当向该发票开具公司所在地的税局申报退税,即440020113031348346号发票的退税应当是向白云区税务局申报退税。所以按照复函的内容及《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所体现的双方之间所存在的代理关系,一达通公司根本没有办理440020113031348346号发票的退税事宜。2.《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440020113031348346的退税情况的说明》三性均不予确认。(1)根据一审的海珠区税务局的函件及材料,可以体现到另一发票申报退税、函调等全部材料及过程,但关于440020113031348346号发票却无任何的申报退税及该说明中所说的“因出口货物函调复函显示该业务为异常业务”的材料体现,无法体现该说明的真实性。(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规定中,提到了申报退税需要提供材料,且如果真如说明中有进行函调复函的问题,也应当有委托其他税务机关进行函调的材料,但海珠区税务局仅提供了一项无任何客观证据印证的主观材料,其主观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中并无异常业务不予退税的规定,所以这也能证明说明的不真实性。(4)假设该说明真实,该说明提到是2020年9月24日才进行申报,而一审证据可以体现永立毛织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即下达了退税订单,所以可以认定一达通公司存在拖延办理申报退税的问题。且白云区税务局的复函体现,该发票是在永立毛织公司正常经营期间所开具的,且永立毛织公司也是在2020年12月28日才注销,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假使存在退税异常的问题,责任也不在于永立毛织公司,而是一达通公司故意拖延办理退税事宜所导致,应当是永立毛织公司承担所有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永立毛织公司应向一达通公司退还未能退税部分款项金额是多少;(二)永立毛织公司是否应向一达通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元;(三)邵伟标是否应对永立毛织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对于涉案款项105059.11元对应编号分别为2771018-53、2771018-54两笔订单的退税款48827.89元和56231.22元,经一审阶段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调查,编号为2771018-54订单对应的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7属于该供货业务存在不予退税情形。在二审阶段,本院根据一达通公司的申请,向一达通公司发出律师调查令,查询编号为2771018-53订单对应的发票号码为440020113031348346退税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回复说明称因出口货物函调复函显示该业务为异常业务,该局对该发票涉及的业务作出不予退税的决定。在一达通公司办理上述涉案订单货物通关手续等服务的情况下,非因一达通公司原因导致所涉业务未能办理退税,一审法院确认永立毛织公司应退还一达通公司垫付的退税款105059.11元及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涉案协议书中约定永立毛织公司为按约定返还垫付款项,应承担一达通公司实现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等费用,一审法院判决永立毛织公司向一达通公司支付本案律师费3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邵伟标作为永立毛织公司唯一股东,办理了永立毛织公司税务注销登记及注销公司登记手续,而永立毛织公司与一达通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退税的关系,永立毛织公司并未完成通知作为债权人的一达通公司的义务,所涉款项因永立毛织公司税务注销登记而无法继续办理,故一审法院判决邵伟标应对永立毛织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邵伟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2元,由上诉人邵伟标负担。

审判员: 蒙刚

二〇二二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张玮

肖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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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邵伟标可将本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汇入债权人广州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指定的以下收款账户。

户名

广州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

开户行

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债务人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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