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典等与超宇集团有限公司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2-07-04(2022)京03民终5263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京03民终52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宗群,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可昕,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典,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可昕,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佩善,男,1971年7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公,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超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7幢1单元17层1711房。

法定代表人:罗宇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颖萍,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宗群、杨振典因与被上诉人郭佩善、原审被告超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宇集团)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5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宗群、杨振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佩善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郭佩善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周晶、北京广泰宏宇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力森电缆有限公司,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且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依法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是周晶,周晶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周晶、北京广泰宏宇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力森电缆有限公司对于本案事实、各方法律关系、各方责任承担的查清及判定具有重要影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未依法对其进行追加,且对各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不清,本案依法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余宗群、杨振典已在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队的主持下,向郭佩善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项,并已取得郭佩善的书面确认。一审法院未能查清该重要事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郭佩善于2018年11月19日出具的《承诺书》可证明,郭佩善是以“劳务扩大分包”的名义加入涉案工程的,余宗群、杨振典亦以“劳务费用”的名义向郭佩善支付工程款。2019年1月24日,郭佩善在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队立案,要求超宇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涉案工程所有欠付的“劳务费用”;2019年2月3日,郭佩善出具《收条》,承认已收到余宗群支付的剩余工程款80万元;同日,郭佩善以“劳务公司项目负责人”“劳务分包负责人”的名义出具《劳务费用支付情况证明》《劳务费用结清证明》,承认所有“劳务费用”已结清;上述费用结清后,郭佩善按约到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队办理撤案,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双方就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事宜已案结事了,余宗群、杨振典不再欠付郭佩善任何款项。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上述事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3.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的合同应为《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报价》(报价3 715 327.95元),且双方协定的合同金额不可能高于该报价。一审法院未能查清该重要事实,错误将超宇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茂奥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文件》(合同金额为5 673 551.51元)作为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的合同依据,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2018年7月17日,郭佩善通过微信向杨振典发送了《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报价》(报价 3 715

327.95元),余宗群、杨振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这一证据,证明该报价单为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的合同依据,举证责任因此转移至郭佩善,即如郭佩善不认可该份合同依据,其应提交双方合意提高报价单所示合同金额的相反证据。本案一审中,郭佩善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该报价单应被认定为双方合同依据。此外,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协定的合同金额一定不可能高于郭佩善作出的报价,否则明显违反常理。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将超宇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茂奥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文件》作为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的合同依据,将《合同文件》中远远超出郭佩善报价的合同金额5 673 551.51元错误认定为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的合同金额,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4.在《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出具了三个鉴定结论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采用了其中的“鉴定造价一”,使郭佩善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使余宗群、杨振典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超过了合同履行利益,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2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北京双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该份鉴定意见分别依据三份合同出具了三个鉴定结论意见,具体为:依据超宇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茂奥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文件》,作出了“鉴定造价一”(3 796 085元);依据《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报价》(报价3 775 367元),作出了“鉴定造价二”(2 554 379元);依据《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报价》(报价3 715 327.95元),作出了“鉴定造价三”(2 031 094元)。本案中,《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报价》(报价3 715 327.95元)为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之间的合同依据,由于工程发生减项,郭佩善最终应得的工程款应为“鉴定造价三”所示的2 031 094元。由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份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余宗群、杨振典与郭佩善均对该合同归于无效负有过错,郭佩善不应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余宗群、杨振典因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亦不应超过该合同的履行利益。一审法院错误采用了“鉴定造价一”,导致郭佩善因签订了一份无效的违法分包合同所取得的利益,反而远远超过了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其可取得的利益;导致余宗群、杨振典应支付的工程款远远超过了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改判。

郭佩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余宗群、杨振典的上诉请求。

超宇集团述称: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意见,同意余宗群、杨振典的上诉请求。

郭佩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宗群、杨振典、超宇集团向郭佩善支付工程款1

438 23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华贸公司(发包方)与四川超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方)(后更名为超宇集团)签订《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文件》,发包方将建设项目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委托给分包方负责执行及完成,合同总价为5 673 551.51元(含10%增值税),本合同价款为固定总价,结算时按照合同价格加设计变更作为最终结算价。根据《工程移交验收单》显示,施工内容摘要(由施工单位填写)“我方按照公司要求已完成华贸天地×号楼一、二层原有吊顶隔墙卫生间等拆除,并按照图纸及合同要求完成一、二层吊顶、地面、卫生间装修及灯具安装等工作,自检合格”,施工单位处加盖超宇集团公章并郭佩善、袁波签字,日期为2018年11月6日;会签意见处有华贸公司等盖章并签字。华贸公司在诉讼中称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将应付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超宇集团,超宇集团认可截至2021年4月14日收到华贸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共计4 652 518.78元。

超宇集团主张,其自华贸公司处承包后,将工程的劳务、材料分别转包给了北京广泰宏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宏宇公司)、北京力森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森电缆公司);在收到华贸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已向该两公司支付款项

4 327 338.81元(已扣除税金),并提交了与上述两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材料采购合同书》以及付款凭证。郭佩善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上述两公司并未实际参与,该两公司仅系超宇集团向余宗群、杨振典支付工程款的媒介;而郭佩善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超宇集团向该两公司付款没有依据,仍然需承担向郭佩善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余宗群、杨振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因为郭佩善无法提供营业执照和资质材料,所以余宗群、杨振典挂靠该两公司名义与超宇集团签订了两份合同,但两份合同针对的是整个工程的劳务和材料采购,而郭佩善只施工了其中一部分;余宗群、杨振典认可超宇集团向该两公司的付款即为支付给余宗群、杨振典的劳务费和材料款。

关于郭佩善与余宗群、杨振典之间就涉案工程沟通、协商、施工等内容,各方陈述如下:郭佩善主张系通过杨振典介绍而接手涉案工程的,杨振典和余宗群系亲戚,该工程系余宗群、杨振典挂靠超宇集团资质中标并承接的。余宗群、杨振典主张,超宇集团将该工程转包给余宗群、杨振典,余宗群、杨振典又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了郭佩善,转包给郭佩善的部分有报价。郭佩善与余宗群、杨振典曾通过微信就涉案工程报价进行沟通,2018年7月13日杨振典通过微信向郭佩善发送的报价清单合同总价为

3 715 327.95元(以下称13日报价单),2018年7月17日郭佩善在13日报价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并发送给杨振典,合同总价为3 775 367元(以下称17日报价单)。关于施工范围,余宗群、杨振典主张其仅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郭佩善,而且郭佩善也未按照报价单的全部内容完成施工,其中灯具、地胶、瓷砖是余宗群、杨振典负责购买的,部分铝板也是其找人安装的;郭佩善主张瓷砖、铝板均系其工人安装的,就余宗群、杨振典的其他陈述予以认可;超宇集团认可余宗群、杨振典的意见。

为证明其实际施工量,郭佩善提交了《北京华贸城20号商业公共区精装修工程施工图》(以下简称《施工图》)、《图纸会审记录》《会议纪要记录》《工程治商记录》《施工日志》等证据,余宗群、杨振典及超宇集团仅认可《施工图》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诉讼中,法院根据郭佩善的申请,委托北京双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就华贸天地×号楼装修工程中郭佩善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北京双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经鉴定,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京双斗司鉴字(2021)0115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郭佩善为此支出鉴定费85 663元,包括三项鉴定意见:鉴定造价一按照《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文件》鉴定造价金额合计为3 796 085元;鉴定造价二按照17日报价单(总价3 775 367元)标准计价,鉴定造价金额合计为

2 554 379元;鉴定造价三按照13日报价单(3 715 327.95元)标准计价,鉴定造价金额合计为2 031 094元。郭佩善及余宗群、杨振典、超宇集团均认可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但郭佩善主张应依据鉴定造价一的结论作为本案诉争工程量的造价;而余宗群、杨振典、超宇集团主张应依据鉴定造价三的结论作为核算本案诉争工程量的造价。经询,余宗群、杨振典称涉案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郭佩善施工,一部分是余宗群、杨振典负责(灯具、地胶、瓷砖)。

关于已付工程金额,余宗群、杨振典主张已向郭佩善支付工程款2 457 849元,郭佩善仅认可收到工程款2 357 849元。查,双方争议的100 000元工程款系《资金统计表》中“代付瓷砖4万9月20日付杨总6万”。郭佩善称,由于瓷砖实为余宗群、杨振典购买,但有40 000元款项系郭佩善垫付;另有60 000元系余宗群称已支付给杨振典,由杨振典支付给郭佩善,而郭佩善并未收到该60

000元,故在核对已付款金额时在《资金统计表》注明了异议。余宗群、杨振典对郭佩善的解释予以认可,但主张该100

000元已实际支付。

经询,郭佩善、余宗群、杨振典均认可就涉案工程未签订书面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经审查,涉案工程相关合同履行均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根据查明情况,华贸公司将工程发包给超宇集团,超宇集团将工程转包给了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余宗群、杨振典亦认可系以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的名义与超宇集团签订合同,又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了郭佩善,郭佩善为实际施工人。结合查明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法院将各方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应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哪一项造价结论作为认定郭佩善施工工程量及造价的基础;二、余宗群、杨振典已支付郭佩善工程款数额;三、余宗群、杨振典、超宇集团是否负有付款义务。法院具体阐释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郭佩善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已进行评价并得到结论。余宗群、杨振典虽主张其仅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郭佩善,但又称涉案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郭佩善施工,一部分是余宗群、杨振典负责(灯具、地胶、瓷砖),而结合华贸公司、超宇集团的证据及陈述,华贸公司将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发包给超宇集团,超宇集团转包给了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余宗群、杨振典亦认可以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的名义与超宇集团签订合同,鉴定意见书在得出造价金额时已将非郭佩善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造价金额予以核减,故在现有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应以鉴定造价一《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文件》鉴定造价作为核算郭佩善施工工程量及造价的基础,该鉴定造价金额为

3 796 085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已付工程款的争议数额100 000元,郭佩善、余宗群、杨振典均认可该100 000元记录在《资金统计表》中的背景及原因,现余宗群、杨振典主张已实际支付给了郭佩善,但未对此举证,法院不予采信,故法院认定余宗群、杨振典已向郭佩善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2 357 849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综合上述分析,郭佩善施工量的造价金额为3 796 085元,余宗群、杨振典已付工程款总额为2 357 849元,现郭佩善要求余宗群、杨振典连带支付剩余工程款1 438 236元,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郭佩善要求超宇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法院认为超宇集团支付工程款金额超过本案鉴定造价金额(3 796 085元),故郭佩善以此为由要求超宇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余宗群、杨振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郭佩善支付欠付工程款1

438 236元; 二、驳回郭佩善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余宗群、杨振典提交:证据1,银行流水、《转包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借条》,证明为从周晶处转承包涉案工程,郭佩善以转账、免费装修及打借条的方式,承诺给予杨振典21.5万元的回扣,证明其明知余宗群、杨振典并非转包人而仅为中间介绍人的事实。郭佩善在《转包说明》中承认,余宗群、杨振典派驻的管理人员张金才、刘华忠在涉案工程中担任职务并实际参与施工。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施工计划照片、聊天记录,证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主体是周晶,华贸公司只认周晶、直接与周晶对接,周晶对工程各项事务进行决策;杨振典、余宗群只是周晶雇佣的工程管理人员,在周晶的指示下工作。证据3,周晶制作的招标文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该聊天记录中的《投保文件终版-周晶-2018.7.5》是周晶为涉案工程制作的投标文件。涉案工程的投标人是周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主体是周晶,而非余宗群、杨振典。证据4,《会议纪要记录》,证明在该份会议记录及郭佩善一审证据13中的11个会议记录中,周晶均为参会人员,且其在超宇集团参会人员名单中的排列顺位每次都为第一位——排在杨振典、余宗群、郭佩善之前,证明周晶是余宗群、杨振典方工程负责人、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主体,且郭佩善明知这一事实。证据5,银行流水,证明周晶为余宗群、杨振典方工程投入资金并获取利润;余宗群是涉案工程的财务负责人。证据6,《承诺书》《劳务费用结清证明》,证明郭佩善明确承认,其与余宗群、杨振典的合同为《(报价)华贸城4#装修改造工程量清单6.29》。郭佩善与余宗群、杨振典已达成结算协议,余宗群、杨振典已付清全部工程结算款。证据7,微信群成员名单截图及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涉案工程的两个微信群中均有周晶(微信名为“周”),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主体是周晶;涉案工程竣工后,涉案工程的维修工作全部由余宗群、杨振典负责,郭佩善未负责任***修工作。证据8,银行流水,证明广泰公司共收到超宇集团支付的“劳务分包款”1 626 333.81元,并向超宇集团开具了等额发票,发票税率3%,即增值税金额为48 790.0143元,再加其他附加税共计5万元税款,该部分税款由涉案工程项目的财务负责人余宗群垫付。证据9,发票,证明力森公司共收到超宇集团支付的“材料款”2 701 005元,并向超宇集团开具了等额发票,发票税率为16%,即增值税金额为 372

552.41元。力森公司已将该部分税款从其应转付余宗群、杨振典的工程款中扣除。证据10,《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个人客户卡内账户详细清单》、银行流水,《电子缴税凭证》《完税证明》、规费发票、《税收缴款书》《增值税预缴税款表》《通用有税申报表》,证明超宇集团作为非北京注册的公司,因“跨区域”在北京承办工程,除需在注册地缴税外,依法还需在北京缴纳一部分税款。余宗群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财务负责人,向北京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北京西城税务局为涉案工程垫付规费、税费共计124 437.31元。证据1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材料计划表》《进度总计划》《卫生间进度计划》《工作联系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余宗群、杨振典,以及余宗群、杨振典派驻的管理人员刘华忠、张金才、***均在涉案工程中担任职务,实际参与涉案工程工作。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郭佩善的主体是周晶。证据12,支付工资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涉案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由余宗群、杨振典派驻,并由余宗群、杨振典负担工资(未计入已给付郭佩善的工程款总额中)。证据13,微信转账记录截图、人工费收条,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明余宗群、杨振典帮助郭佩善进行了抢工,并承担了抢工工人的工资 (未计入已给付郭佩善的工程款总额中)。

郭佩善表示,上述十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因为本案一审历时长达一年多,本案一审中余宗群、杨振典有充足的时间提交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和余宗群、杨振典在一审时的主张相冲突,构成了反言,并不是从周晶处转包工程,在一审中从未提出过。且余宗群、杨振典提交的很多证据都是工程的细枝末节,郭佩善在一审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其从工程进场、施工、管理、交付、验收等全方位承包管理工程。所以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也不认可。超宇集团表示,对于上述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以法院认定为准。对于证据9中与超宇集团有关的证据真实性认可,其余证据与超宇集团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华贸公司与四川超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超宇集团)签订《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文件》。自华贸公司处承包后,超宇集团主张其将工程的劳务、材料分别转包给了广泰宏宇公司、力森电缆公司,并提交了与广泰宏宇公司、力森电缆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材料采购合同书》以及付款凭证。郭佩善主张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广泰宏宇公司、力森电缆公司并未实际参与,郭佩善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中,余宗群、杨振典在主张因为郭佩善无法提供营业执照和资质材料,所以余宗群、杨振典挂靠该两公司名义与超宇集团签订了两份合同,余宗群、杨振典认可超宇集团向该两公司的付款即为支付给余宗群、杨振典的劳务费和材料款。二审中,余宗群、杨振典又主张系周晶将涉案工程转给郭佩善,余宗群、杨振典是周晶雇用的工程管理人员,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周晶、广泰宏宇公司、力森电缆公司,应发回重审。首先,余宗群、杨振典在一、二审中的陈述构成反言,且内容自相矛盾。其次,根据一审中各方提交的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合同履行及付款均由余宗群、杨振典和郭佩善完成。再次,根据余宗群、杨振典二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系周晶从超宇集团获得涉案工程并转包给郭佩善。综上,对余宗群、杨振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工程量和工程款数额,一审中当事人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华贸公司将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发包给超宇集团,超宇集团转包给了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余宗群、杨振典认可以广泰宏宇公司及力森电缆公司的名义与超宇集团签订合同,主张其仅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郭佩善,一部分是郭佩善施工,一部分是余宗群、杨振典负责(灯具、地胶、瓷砖),因此,鉴定意见书在得出造价金额时已将非郭佩善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造价金额予以核减,一审法院认定应以鉴定造价一《华贸天地×号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文件》鉴定造价3 796 085元核算郭佩善施工工程量及造价并无不当。

关于已付工程款数额,双方在一审过程中已经过对账,根据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内容,余宗群、杨振典主张已向郭佩善支付工程款2 457 849元,郭佩善主张其收到工程款2 357 849元,双方在一审中存在争议的100 000元已付工程款仅为《资金统计表》中“代付瓷砖4万9月20日付杨总6万”。二审中,余宗群、杨振典对其一审中认可的已付工程款不予认可,认为其在一审的主张中遗漏了2018年9月5日的收条中部分款项,其行为构成反言。根据2018年9月30日双方签字的《资金统计表》可证明,双方对2018年9月30日之前支付的涉案工程款项数额进行了确认,余宗群、杨振典在一审中对《资金统计表》亦均表示认可。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双方2018年9月30日《资金统计表》及之后双方的付款收据等证据,在扣除《资金统计表》中双方争议的已付工程款100 000元后,认定余宗群、杨振典已向郭佩善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2 357 849元并无不当。综上,郭佩善施工量的造价金额为3 796 085元,余宗群、杨振典已付工程款总额为 2 357 849元,故一审法院判决余宗群、杨振典向郭佩善支付欠付工程款1 438 236元并无不当,余宗群、杨振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应不予采纳。余宗群、杨振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宗群、杨振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 744元,由余宗群、杨振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申峻屹

审  判  员:解学锋

审  判  员:赵

二O二二年七月四日

法 官 助 理:谷伟哲

书  记  员:曹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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